旅业漫读|从经济学角度看调休:为了促消费,旅游占大头

浏览:3852   发布时间: 09月20日

「来源: |旅业网 ID:sottoc」

今年中秋和国庆的放假安排想必大家早就看过了。

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第一天,9月19日至21日放3天,但昨天(9月18日)上班。

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休共7天,9月26日(星期日)、10月9日(星期六)上班。

最近“周二其实是周一”“周六其实是周五”类的吐槽不少,反映的还是对调休方案的不同感受。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近些年“每到佳节必调休”,每有调休必争议。得承认,虽然网上看着反对声浪较大,但要说这是压倒性的意见,可能也不客观。很多人还是赞成调休的,虽然前后节奏乱一点,中间能连着多休两天,感觉还是很爽。只不过赞成调休的,往往不如反对的那么有发言冲动。对现有政策不满的更有发言欲,这是网络发帖的普遍规律。

至于反对调休的,原因也不难理解,既有的工作生活节奏被打乱,而像中秋节这样的小长假,也没有太强的获得感。直白说就是,“所得”没有明显超出“所失”,这种情况下人心理上会倾向于不要“瞎折腾”。而今年的情况更特殊,因为中秋和国庆假期靠的太近,为了凑两个完整的假期,前后要有三个周末调休。这给人的感觉是,得有一个月左右要过“动荡”的生活。

往年小长假调休,很多人还可以出游。出趟远门的乐趣,或许能抵消调休的不快。可今年因为疫情,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明确不鼓励市民出远门。即便没有硬性要求,很多人自身也会有朴素的担忧,也会尽量避免长时间或长距离出游。这就让挪出来的长假显得比较鸡肋,与其这么集中待在家里无聊,还不如“听天由命”、该咋休咋休呢。

先来问个问题:调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种大变长假的魔法,其实并不是近两年才开始。“调休”首次出现,是在1999年。

恰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从泰铢贬值开始,蝴蝶在美洲扇了扇翅膀,东南亚便金融海啸——大部分地区先是汇率制度瓦解,随后政府濒临信用违约,人民财富更是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就这样化为乌有。

这场被众人形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亚洲最严重的危机",虽然没有掀翻我们的香港,但也确实给中国的整体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曾对此谈过:我国经济1998年开始周期下滑,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日益显现,共同造成了通货紧缩问题的出现。

给大家科普一下,通货紧缩是供给普遍大于需求,造成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一种经济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需求突然萎缩或者供给突然增加。

而在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供给端并没有太大的增长,也就是说,当时危机余波之下,贸易疲软,国内的有效需求增长像是一个冲刺到山腰的人被劈头盖脸地浇了个雷暴雨——一时间有点跑不动了。

所以,199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把旅游业、房地产、信息产业确定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国务院调整原有法定节假日安排,“五一”、“十一”放假天数分别由原来的1天和2天增加到3天,春节本身3天不变,并第一次尝试调休,给国民带来首次“春节”、“五一”、“十一”三个连休7天的长假。

事实证明,这一招确实管用。1999年的国庆黄金周,全国出游人数达到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41亿元。

当然这个数据,放到现在看确实小意思,但可以说假日旅游热潮,就是从那第一个调休凑出来的黄金周开始席卷全国的。

包括我们现在天然地认为“假日要回老家团聚、跑大老远餐厅打卡、休闲买买买、参与朋友圈“环游世界摄影大赛”的新民俗,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们翻回头去看疫情前的消费意愿统计,旅游居然占到了最大头。

问题来了:为什么宁愿“拼凑”,也要“拼假”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为了促消费。

 

自2020年起,除了疫情,我们听到最多的词语大概就是“促消费”了。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恢复经济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不约而同地将促消费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抓手,比如之前的发放消费券、提供购车补贴,以及最近的加快发展新型消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无不凸显出消费的重要地位。

 

可喜的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很好地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回升势头。从一季度统计数据上看,粮油、食品、饮料等必选消费均已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甚至更高,可选消费中的汽车、金银珠宝、通讯器材类也恢复得不错。

 

以今年清明节为例,数据显示,三天假期国内出游人数达到1.02亿,已恢复至疫情之前九成左右的水平,然而国内旅游收入却仅有2019年同期的56%。虽然有周边游、短途游、部分景区减免门票等因素的影响,可旅游消费市场的相对低迷却是不争的事实。

 

就旅游业本身来说,不仅涉及到餐饮、酒店、交通、景区景点、商超、娱乐设施等诸多领域,还关联到农业、园林、建筑、金融、保险、通讯、广告等其他配套产业部门,足足贡献了11%的GDP和近8000万个就业岗位,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深远。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旅游消费能够得到提振,势必会带动一系列行业的消费复苏。不过,前提是国人要有足够长的闲暇时间,否则很难付诸于实践。

 

这便要激发出“假日经济效应”,以此带动旅游市场乃至国民经济的提振。

 

事实上,“假日经济效应”的能量大小,往往与假期时间长短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比如,去年国庆假期前7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18亿人次,同比恢复79.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543.3亿元,同比恢复69.9%。很多去了热门旅游城市或景区的人,都能切身体会到人山人海和交通拥堵的面貌。受此影响,酒店、民宿、餐饮、休闲、娱乐等相关领域都实现了可观的增长,这也为全年经济的正增长大大地助了一把力。

可是为什么我们放完长假之后却又要调休呢?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要稳住经济生产,不能松懈。

放眼当下,尽管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行各业都在稳步有序运行,疫苗接种工作也在按部就班推进,可是我们还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如今海外疫情依然不容乐观,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变异病毒,且日新增病例居高不下,全球新一轮疫情警报已然拉响,而国内不少地区面临境外输入的风险,一旦发现新增病例,势必又要影响当地经济运行。

不仅如此,前期疫情使得很多企业的生产经营都承担了较大压力,得益于国内疫情防控的到位,现阶段正是重整旗鼓、快马加鞭迎头赶上的好时机。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若是不实行调休方案,那么,很可能就会影响工作的推进节奏与经营的回暖势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企业负担。

为什么我国经济一季度表现如此之好?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恰恰在于,“就地过年”使得人口返乡流动明显减少,停工时间大大缩短,春节过后复工的节奏比往年更快,特别是工业和建筑业,都一改往年用工稳定性较差、产能恢复相对缓慢的态势,有效产能持续维持在高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提振和回暖,并带动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率等多个关键指标的向好。

一句话,“发展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不过,说句良心话,中国劳动者的确是太“拼”了,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

这里可以简单算一笔账:如果剔除周末的双休,国人每年的法定休假天数为16天,且不说荷兰、丹麦、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与法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单说在亚洲地区,我国的法定假日也明显低于日本、越南等国家(见下图);另外,从工作总时长上看,2018年中国人均全年工作时长达2100个小时,仅次于墨西哥的2225个小时,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工作时长。值得一提的是,这当中不少大城市的“996”、“5+2”等加班现象已是见怪不怪,即便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如今也是忙碌不堪。

至此,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我们工作那么“拼”,为什么不能多放几天假呢?

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还不足以支撑过长时间的休假,虽然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果有目共睹,但不同行业、区域间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且要是论人均GDP,我国在世界上位居70名上下,同发达国家和高福利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些国家的居民,几乎都曾有过工作量大、上班繁忙的经历。可以说,高度发达的经济才是人们实现长时间休假的前提保障,正应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老话。

事实上,如果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国人的假期其实已经在持续延长了。最具代表性的例证便是,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国的周末休假制度从过去的1天、15天调整到如今2天休假,一些地区还在探索2.5天休假制度。与此同时,我国还在致力于完善带薪休假。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不妨多点耐心,再多点信心。

对于调休的看法,表面上看可能是个体情绪,但背后不乏客观的因素。要听到不同的人群发表了什么意见,更要弄明白不同意见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一个平时带薪休假比较有保障的人,可能会比一个平常没太多机会休长假的人,更反对调休。但不同人群在舆论场的发声能力不同,所以也不能简单根据网上哪种声音大,就认为哪种意见更具有主导性,现实也许还有“沉默的大多数”。

要让所有人在调休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不可能,但如果有个程序,能保障不同群体的充分发声,再根据相对主流的意见给出决策,或许就更加合理。而对调休这样影响面巨大的政策,不妨适时召开一次听证会,召集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群,充分发表意见,同时也充分网络征集意见。

总之,能说出多少支持调休的理由,就能举出同样多反对调休的理由。对公共政策的决策者来说,始终都面临众口难调的困境。如何尽可能地减少争议,让最多数的人满意,是很考验智慧的事。

对于调休,你怎么看,欢迎留言我们!

来源:第一财经、经济观察报、头条@投研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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